我买了甜甜圈去看“妈妈”，照常在“食街”的漂亮大门前下车，在出租司机的惊讶目光中隐身进对面肮脏的小巷子。跳过横流的污水，躲开嚼着青草的山羊和它们的排泄物，抬头看到卡米在某个小楼里探出头叫我过去喝茶，她的“男友”也挤过窗边来好奇地打量我。我说“下次”，他们便又回去继续亲热了。
家门口站街的姑娘换了个新的，伸手来要钱。我说“我是阿希的女儿”，她便嘻嘻地笑了，给我让出条路来。摸着黑爬上“妈妈”家的小楼，进屋发现房间收拾过了。之前住在家里的那个病弱的我不知道名字的徒弟已经死了，她躺过的地方显得空荡荡的。
“妈妈”老了，我很担心她生病。自从我不住在家里之后，她便把我睡觉的那一小片地给了隔三差五上门的徒弟们。不过，她们都很快病死了，没了。
红灯区里的“第三性”
我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。“妈妈”住的这条街是历史上闻名的“红灯区”。当地人谈到它的名字便露出尴尬的笑容，男人们更是会个个指天发誓说从小到大从未去过那里。这是老城的中心区，紧邻着辉煌的巴德沙大清真寺和“食街”五彩斑斓的店铺招牌。城里的有钱人和游客们会坐着观景大巴来游玩，却没有人带他们去仅一街之邻的“钻石集市”——所谓的红灯区。
这里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开放的声色犬马之地。人们迢迢地来看舞女表演，漂亮的舞女们每人拥有一个小隔间请客人进去观赏。舞跳过之后，便可能做更进一步的肉体买卖。但自从巴基斯坦国内的宗教保守势力愈发强硬之后，一切都不复存在。跳舞的小房间被政府拆除了，舞女们也散了。听说她们隐藏到了更自由的富人区，剩下来的只有躲在角落里的暗娼和数不清的“第三性”性工作者们。
白天的“红灯区——从“妈妈”唯一的小窗望出去的景色（2016年2月摄） 本文图均为 作者供图
我研究“第三性”人群，“妈妈”是我的主要报告人。2011年，当我第一次踏上巴基斯坦的土地，看到“第三性”跳舞的时候，便被她们迷住了。（虽然讨论超出了男／女两性的藩篱，在英文中已经不用he/she来指代了，在中文语境下我还是愿意用“她们”来称呼）屡次想接近而不得时，我的朋友拉希德向我介绍了阿希。
我至今记得那个冬夜，坐在拉希德摩托车的后座，呼啸着掠过拉合尔堡投下的巨大阴影。夜风灌进我的夹克衫，满街无所事事的男人们好奇地盯着我看。阿希是个微胖的漂亮大妈。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形容她更好，她娇嗲地说话，但声音是男人的低沉。
我想提问，她却开始抹着眼泪哭起来，诉说她们多么不幸。虽然日后我逐渐明白了哭是她得心应手的技术，当时却很是手足无措。拉希德给了她一千卢比。她接过钱，迅速在我们面前掀起上衣，露出了巨大的乳房，“真家伙！”她很得意。拉希德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小声咒骂着，说再也不要来看“希吉拉”的胸。
“希吉拉（hijra）”是南亚地区国家对这群“第三性”人的通称。她们被认为非男非女，大部分自幼离开原生家庭，和同伴共同生活。她们有着自己组织严密的小集体，由一个年富力强、人际关系畅达的首领作师父。不同师父的弟子数量不同，多的达几百，少的仅一两个。她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在结婚典礼和男孩的生日宴上跳舞。当地人相信她们的舞蹈有祈福和保佑的神秘力量。还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卖春，只不过没有人坦率地承认她们确实做这些有失体面且违法的事。
阿希是红灯区里最著名的师父，她有无数的徒弟和通向社会各阶层的人脉。
2013年，我又去拜访她。我和她聊民歌，聊舞蹈，把我有关旁遮普民俗的平生所学都搬出来找话题。我敲塔布拉鼓，她跳了一段舞。必须走的时候，我送了一个救生哨给她，从我自己书包上当场摘下来的。我不喜欢给报告人钱，自己没钱，也不觉得花钱是一种好的方式。她看着哨子微微笑了，“你就当我女儿吧。”她说。
精心修饰的“妈妈”在欢庆典礼上 （2015年4月摄）
此后，从2015年开始，我便断断续续以女儿的身份理所当然地和她住在了一起。不知不觉时光荏苒，最初的恐惧、兴奋和局促感都消失了。她也在我面前随便地骂街、放屁，光着身子冲凉。她教我她们的秘密行话，我们一起讲最脏、最黄的骂人话取乐。她愈发胖了，也更不爱出门。
走到外面，街上男人们猥亵的目光似乎会穿过我们的长袍与盖头。“妈妈”装作没看见，我则常常反瞪回去。“妈妈”很喜欢跟人炫耀我说，“看我女儿刚来的时候可小了，跟我一起这么久，现在都长大厉害了。”对她们来说，每个人都只有短短几年的好时光，此后便是百无聊赖的无人问津。
她似乎忘记了我最初来找她的研究目的，我们俩常常会坐在床上接受其他当地研究者的采访。“妈妈”在旁边抹着眼泪诉说，我在心里偷偷地笑着那些认真记录的同行。同行们往往以为我是个新来的徒弟，因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也有长相接近中国人的少数族群。他们拿不准我是外国人还是当地人，也往往对我投以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怜悯目光。“妈妈”拿了他们的钱，客气地送别之后便会和我笑作一团，招呼芒买炸鸡肉碎来吃。
我们家，“妈妈”睡床，躺在我脚下的是芒 （2016年12月摄）
芒拼命从小窗向外望，邻居家的孩子则望着我 （2016年12月摄）
魔术师徒弟
好几天没见“妈妈”，我没有告诉她去国外开研究会了，做关于她们的报告。去年以来，我不再和她一起住了。房间太小，我需要一张桌子写我的论文。睡在地上总被臭虫咬得睡不着。但“妈妈”和芒从来不被咬，我怀疑是臭虫看着她们结着黑皮的脚难以下口。
突然，来了一个没见过的徒弟。她端端正正地穿着袍子，戴着严严实实的面纱。看到我显得十分兴奋，念了一通咒语，变出四十卢比送给我。“妈妈”说你拿着吧，我便接了过来。“妈妈”夸说，这个徒弟特别擅于变魔法。
正说着，她接了一个电话。某家有人生病，请她说些祝福语。她深蹙双眉，一只手伸向远方，抖下奇怪的粉末，一边对着电话说着我从其他姐妹那里都没听过的冗长连贯的祝福语，说了足足五分钟。挂了电话，她又凝了会神，像是练完气功收势一般慢慢回过神来。
我问为什么之前没见过她，她说自己云游四方，去各个地方的苏菲圣庙祭拜——当地对苏菲圣人的信仰非常浓厚，虽然伊斯兰教不拜偶像，但逝去的苏菲圣人的坟经常被人们供奉起来，修建大大小小的庙参拜。最著名的一个圣庙在信德的一个小镇，每年到了纪念日都拥挤得水泄不通。
我曾经跟二十多个“第三性”组团去参拜。从拉合尔出发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。在那里驻扎十天，支起大棚来跳舞。远道参拜的人们向她们抛洒纸币，我和其他不跳舞的徒弟们负责捡钱。那是最热的季节，平均每天气温都在42－45摄氏度之间，停水停电加之酷热，不免让人产生幻觉。
我们的团队从夜里跳舞到凌晨，一晚上的收入能达到十万卢比之多，得到的钱会拿出一部分为圣庙捐一面旗，表达大家对圣人的敬意，也希望圣人保佑。这位徒弟听说我也去参拜过信德的圣庙，立刻竖起大拇指对我大为赞扬，耐着酷暑去参拜这些圣地，対当地人来说是了不起的行为，去过圣地本身似乎让人也带有了几分“圣人”的味道。她伸出手来按我的头顶，这是她们对人进行祝福保佑的标准姿势。念念有词地讲了一通，她说：“你是我师父的女儿，就是我的姐妹，我要送一套衣服给你。”
作为仪式的阉割
魔术师让我保证不告诉其他人要送衣服给我便出门去了，说是给我拿衣服。“妈妈”插好门，开始用各种脏话骂不在场的芒。边骂边嘟嘟囔囔去厕所小解。从我来了之后，“妈妈”已经去了三次，我追问她怎么了。她说她“下边”痛，每次只能尿几滴。各种病的可能性在我脑中回旋起来，不会得了肾病吧。
“腰痛不痛呀？”
“没事，我已经看了哈基姆了，吃点药就好。”
哈基姆是江湖医生，会抓草药和奇奇怪怪的东西给病人吃，他们抓的春药被当地人广为推崇。我腹泻的时候也被迫吃过他们的粉末，可是始终不敢太信任他们。“妈妈”对我的各种检查建议很不屑，说吃了药就会好。我再三劝说，她叹一声道，“又不是第一次了，我这两年没犯过，但以前也偶尔有。我们这样的人都有这毛病。”
我这才想起，“妈妈”的身体并不是完全的女性。很多“第三性”做过阴茎切除。和现代变性手术的理念不同的是，很多人并非在医院接受正规手术。她们把阉割当作一个仪式，觉得完成仪式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“第三性”。
早年间，很多人被师父执行阉割。徒弟们把人绑在椅子上，师父用烧红的剃刀割下男性生殖器。众人迅速在伤口上抹菜籽油并任由血流淌不止。她们认为血带走了身体中的男性部分，使她们的身份得以转化。如果一直血流不止，说明不具备完成仪式的条件，只能等待死亡而后收敛尸体。成功完成仪式活下来的人则会被供给甜食，每天在家中涂油，休养，一个月后以新的身份示人。
接受过阉割的人在群体中地位高，也更具有神秘力量。徒弟的仪式由师父安排。近年，很多师父选择送徒弟去保密的私人医院做手术，也有人选择保留男性生殖器，穿特殊的贴身内衣遮掩。
我并不了解她们在仪式后可能终身遭受的病痛。“妈妈”没有特别讲过这些事。她们总是表现得很光鲜，穿最美的衣服，画浓妆，卖力地展示自己的美好身材。
徒弟们在邻居家闲谈（2017年12月摄）
能恋爱但无法结婚
“妈妈”第四次去了厕所，终于决定不再等芒。她打电话叫钱达过来给她买药。钱达和几个姐妹住在离我家隔一个巷子的地方，她以眨眼之间的速度跑来了。
钱达喜欢每天把脸涂得惨白，穿着漂亮的礼服，我也估计不出她的年龄。“妈妈”问她在忙什么。她用行话说，“刚刚在接待客人，还要赶着回去。”“妈妈”挥挥手让她快去，转头对我比了一个手势，嘟囔了一句“肮脏的妓女”。这也是一句玩笑，谁都知道在这里每个人都靠这个生活。对她们来说，卖春不只赚钱，还能获得一时肉体的温暖。
“第三性”无法结婚。她们爱男人，但没有人娶她们回家。即使再漂亮温柔，不能生育的妻子也毫无价值，更何况这些人并非真的女性。几乎每个人都有过一段撕心裂肺的恋爱史，之后便不再相信爱情。
某天清晨，“妈妈”的一个徒弟上传了把手臂划得稀烂、鲜血淋漓的照片。“妈妈”见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，“大家都这样，过一阵就好了。”“妈妈”自己也爱过不少人。据她说，她最爱的男友带她回了在意大利的家，但家人不同意，被迫分手。我追问那个人现在如何，她只是回答了一句“他死了”。比起贴感情还贴钱的爱情，卖春更为简单实惠。不少客人还能成为朋友，当然其中不乏恶棍。强奸、抢钱的黑色新闻不绝于耳。
小不点是一个姐妹的仆人，也是“第三性”。她没有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，在家庭的压力下和女性成了婚，但每天晚上都出门去卖春。
有一天，我看着她努力地对着镜子涂白粉和腮红时，忍不住问“你老婆不知道你每天晚上干什么吗？你不觉得这样对她不好吗？”一向沉默寡言的小不点却突然滔滔不绝起来：“她不知道！我也不想娶她啊，可是我们这里的家庭就是这样啊，我不结婚家里人不同意，她家里人也不同意。您看看，我每天要挣钱，挣的钱要养她。我不想跟她做，可她要跟我做啊！您看看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每天被男人用，用过之后回家还要被老婆用。我都不想啊，我也想要个男朋友，可是……”
小不点哽咽了。我以为她哭了，可是转眼却看到她拿着我刚刚买的漂亮裙子比比划划，在我阻止她之前已经飞快地套上了身。
泛滥的艾滋病
钱达买回了药。“妈妈”刚吃下，一个徒弟风尘仆仆地跑进来说，“莎丽死了！”这个徒弟是莎丽的好姐妹，她是来报信的。
莎丽也是“钻石集市”的一员，来自费塞尔巴德，死后需要钱下葬。徒弟向“妈妈”讨钱买裹尸布。“妈妈”给了她一千卢比。“师父，您是好人！”徒弟点头致意，飞快地跑了。“裹尸布要多少钱？”我问。“没多少钱，可还得送莎丽回家啊，大家都没钱，互相接济吧。”“妈妈”说。她没有什么表情。
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，连我也看惯了。这条街几乎每天都有人因为艾滋病而死去。如同开头提到的，在我搬走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睡过的被褥上睡了很多“妈妈”的徒弟。上个月回去的时候，见过一个非常瘦弱的人。我忘记了她的名字，或许她也根本没提起。她躺在地上，眼睛还一闪一闪的，看起来有点精神。她按我的头，谢谢“妈妈”带她上医院看病。但这次回来，她已经死了。一切东西都没留下，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。她们说，作为“第三性”，这就是命。
但事实上，无知才是最大的敌人。因为无知，她们并不了解要保护自己，NGO和卫生机构分发无数免费的安全套，却很少有人使用；因为无知，她们对艾滋病、肝炎等各种性传播疾病的严重性毫无所知。这种无知又造成了更多人的感染。就连“妈妈”在照顾生病的徒弟时，也没有动过丝毫自我防护的念头。行走在刀刃上，却丝毫感知不到痛楚与恐惧。我对这种无知的无畏感到深深的绝望。
同样是性少数者人群，巴基斯坦也有LGBT组织。那些受过学校教育、可以讲英语的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向人们传播性向和性别多样性的知识，维护自己的权益。某著名组织领袖本人也是HIV阳性，但生活得很健康。很多海外组织建立基金帮助性少数者建立正常的生活，关注他们的健康和生存状态。而这些，看似都是受过英文教育、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的人的权利。
尽管LGBT组织也数次联合“第三性”展开各种集体活动，却被彼此看似“传统”与“西方”价值观的对立深刻地隔绝开来。所谓的互帮互助最终都是浅尝辄止。
高级饭店里同LGBT组织召开的合作会议 （2017年10月摄）
无家基金会
魔法师回来了。但是她两手空空，并没有拿衣服给我。我毫不意外，说空话是这里的常态。她又长篇大论地赞扬了我，拿了“妈妈”一千卢比走了。“大家都穷，互相接济呗。”“妈妈”还是那句话。
芒也终于回来了。照例又是一阵互骂，这也可以看作一种无聊的消遣。被骂过的芒乐呵呵地拿钱出门，我们终于吃上了炸鸡肉碎。“其实今天有好事呢！”“妈妈”说，“我们的空调要到了！”把我啃剩下的半块肉塞进嘴里，还在舔着手指的芒也高兴地说，“一会拿到空调就送去‘无家基金会’办公室咯！”
“无家基金会”是“妈妈”的杰作，是她一手建立起来的NGO，专门收留50岁以上无家可归的“第三性”。“妈妈”说，她很久以前就有一个理想，建立一个大家庭来帮助大家。多年以来她一直在筹款。巴基斯坦在2009年正式成为南亚首个承认三种性别的国家，身份证中的性别项有三种选择。
从那时起，“妈妈”等师父频频曝光于媒体，“妈妈”用她拿手的哭戏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，也帮助她建立了不少人脉。她的旧男友们、慈善家们、虔诚的穆斯林信徒、热爱施舍的人们纷纷向她捐款。她用这笔钱买了一块地建房子。去年年中，房子彻底建成，她在当地人最爱用的Facebook上发布了落成消息。她安排一批自己选中的“第三性”住进了新房。
最近，又有实业家为装修和电器捐钱，今天运来的这个空调便是用一笔善款买的。拉合尔的夏天从3月底一直持续到11月，漫长的炎热天气里，没有空调简直无法忍受。我充分体会过那种酷热，满目白光，无边的热浪似乎把口耳鼻舌全堵住了，头晕目眩，气也喘不出来。每年都有很多体弱的人和无家可归的人热死街头，其中不乏“第三性”。
“妈妈”边在空调发票上签字，边喜滋滋地说，“这下可凉快了。回头你也到那边住去。”我苦笑，我怎么可以利用这些救济“第三性”的资源呢？虽然是捐给“妈妈”的，但也并不是她的私人财产。当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对秩序和公义的忽视、对人治和私情的认同时，又怎么可能强求她考虑那么多呢？
望着芒抱着空调、坐着电动人力车兴高采烈地驶去办公室，我看了看表，快六点了。一个下午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。同千百个普通的下午一样，这就是“妈妈”的普通生活，也是我熟悉到懒得记下来的生活。
“妈妈”的两个徒弟走在骄阳下 （2015年7月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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