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变性美女的自白
我的女孩梦
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想要做个女人，有些人想变性是因为环境的影响，但于我而言，外界的影响几乎是不存在的。我的家庭环境一直不错，父母也很开明，在变性之前，我没有碰到过什么挫折和伤害，我很喜欢读书，学习成绩也不差，但也许这辈子我就该是个女人，只是老天跟我开了个玩笑，赋予了我一副男性的生理特征。
记得到12岁时，我的这种心理更加明显地凸现了出来：我不愿和男孩子在一起，每当有帅气的男孩子在身边时，我总是感到莫名的慌乱；而看到清纯的女孩子时，心里就会萌生出羡慕之情。
那个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要是有一天一觉醒来自己变成了一个长发飘飘的少女该有多好啊，哪怕将自己变成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，我也心甘情愿。
16岁的那年，我发现自己长出了胡须，天哪，那真是触目惊心。而更糟的还在后头。一天夜里醒来，我发现内裤湿漉漉的。而那时，我所在的学校只顾升学率，连生理卫生课都免了。父母面对我的惊慌也只是报之一笑。而我却感到莫大的悲愤，做女孩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了，对自己的男性特征越来越厌恶。
就在这时，我突然看到一则新闻：一名美国大兵通过手术变性成了女人。我又惊又喜，没想到世界上还有一种手术能够改变人的性别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便开始去收集有关资料和联系医院。但这方面的资料在当时的中国实在难以寻觅，而跑医院的结果更让我大失所望。
就在我重新陷入绝望的边缘时，某大医院的一名保安告诉我，他们医院做过此类手术。我立即赶了过去，可医生的回答让我跌入了更深的失望之中。原来，那位患者是两性畸形，小时候性征是男性，发育后是女性，这才通过手术恢复女儿身。
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后说：“你跟她不一样，你是个十足的男性。”
“可我的脑子是女性的，我的思维也是女性的。”我大声地为自己辩护。
但医生还是坚决地拒绝了我的要求。
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出医院的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幻想中的裙子和飘逸的长发都成了泡影。
出家与相亲
高中毕业后，我在家乡的一个工厂上班。渐渐地，我觉得尘世于自己已没有什么可以眷恋的了，于是一个念头在脑中形成了：出家。
一盏清灯，几卷经书，潜心修炼做一个清心寡欲的佛门弟子，等到来世，也许可以转世投胎做一个貌若天仙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名媛，享受世上优秀男儿的宠爱。
一个细雨朦胧的春天，我孤身一人，来到了金山寺这座古老的寺庙。
走进佛堂，这时，我见到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和尚，唇红齿白，双目如两泓清泉，真是美极了，我的心不由得怦怦直跳。
在学生时代，我学习很努力，也喜欢读书，也有事业心，更想和一个爱我的男孩结婚生子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，我就这样告别凡尘吗？我想了很多，在佛堂里伫立了许久。原以为自己的心已经死了，可是那个小和尚让我明白，我的“凡心”未去，做不了“四大皆空”的出家人。
回到家后，我痛苦依旧。总是想着那个变成女人的美国大兵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幸运呢？
1990年，全国首例变性手术在上海诞生了。秦惠英，某名牌大学英语系毕业的高材生，从男性变成了女性。那篇长长的报道让我激动不已。我想，我并不是孤立的，而毫不相识的他比我更勇敢。
父母似乎明白了我的企图，时时看着我，同时四处为我物色女朋友。而我一听就很“感冒”，总是断然地拒绝。
一天，单位里的一位大姐把她妹妹介绍给我。有时候，我也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变成女人的想法而且如此坚决。也许是我的思想有问题，也许我可以尝试去做个男人，如果成功了也可以解除自己的痛苦和父母的烦恼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小丽，一个清纯而善解人意的姑娘。同她在一起我可以说上一大堆的开心话，但就是说不上一句“情话”，也无法做到像其他恋人那样手拉手。没过多久，我终于痛下决心，和小丽“分手”了。
变性之旅
我变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
有一天，我小心翼翼地对父母提出要做变性手术。一向和蔼的父亲也发起火来：“我前世欠了你什么？一会儿要出家，一会儿独身，现在又要去做什么变性，我看你是要翻天。”
母亲拉着我的手哭道：“儿子，你真的要让妈操碎心？”
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真是愧对生养我的父母，觉得自己是个罪人。
以后的日子我似乎安稳了许多，而正当父母欣慰于我的“转变”时，我却开始偷偷地服用乙烯雌芬。这药物果然效果良好，仅仅三天，我的面部就柔和起来。过了几个星期，皮肤白皙起来，胡须也消失了，觉得自己看人的眼神也像少女般柔和了。而此刻，我还发现自己的胸部也长出了一块软组织，还时常隐隐作痛。我感到自己是个女孩儿了，便偷偷地买了文胸每晚戴着睡觉。
但这一切并不能满足我的需求。1991年的一天，我瞒着父母，以女孩的身份住进了镇江的一家医院，我要为自己造一对丰满的胸。
一切准备就绪了。我的身体被固定在手术台上。助理医生刘医生手脚麻利地在我的胸部喷消毒水，或许刘医生太麻利了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她就一手提起了我的裤腰，将药水洒了下去。我大叫了一声，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。
刘医生望着我的下身，提着药水的手顿时僵在那里，半天也说不出话来。主刀医生邹医生脸色苍白，一边安慰我一边叮嘱其他人：“此事到此为止，不得外传。”
但是，“不得外传”的消息还是传开了。
随后几天，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，连去洗手间也有一群人跟着我，我觉得自己成了动物园的大猩猩，真恨不得从地上找条缝钻进去躲起来。
1991年冬天，在上海徘徊了一个多月后，我决定去广州。我想，广州是个很开放的城市，或许在那里我能够“梦想成真”。
也许因为心力憔悴，坐上火车没多久，我便感到头晕脑涨，直吐黄水，最后不省人事了。好心的列车长吩咐乘务员将票款退给了我，安排我在杭州下车去治疗。
就这样，我来到了杭州。这座美丽的城市接纳了我，却也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心灵创痛。
在杭州落脚后，我四处打听有没有医院能够做变性手术。在杭州整形界的专家付沛养老先生的关心和帮助下，我费尽周折，终于躺在了杭州整形医院的手术台上。
1992年2月27日，那是个改变我命运的日子，一个给我带来无限幸福、又在后来带给我无限痛苦的日子。在那一天，医生为我进行了变性手术。
从手术台上下来，我像获得了新生般的激动与兴奋。终于“纠正了上帝的错误”、“恢复”女儿身了。从镜子里，我看到了自己容光焕发的新形象。我想，手术痊愈之后，我就可以大胆地去追求我爱的人和接受爱我的人了。
但后来的变故使得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。
1992年4月2日，我出院之后，回到家里休养。不久后，当我来到家乡的一家医院检查时，医生告诉我，我的阴道已经萎缩，阴道口生成了一圈硬硬的肉环，这意味着我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了。我听后，如同晴天霹雳，想到自己空有一副女性的外表，想到未来的路，想到为手术所付出的惨痛代价，我几乎要绝望了。
1992年12月4日，在原来的医院，我再次躺在了手术台上。医生，还是原来的医生。
而手术仍没有改变原来的状态，我彻底地断绝了再去做手术的心思。
遥远的爱情
虽然我是个易性病患者，但我没有放弃过爱的理想。在变性之前，作为具有女性思维的男孩，我是无法爱上女孩子的。而我的白马王子又在哪里呢？从青春期到现在，我爱过，也被人爱过，但终究，爱情始终离我很远、很远。
初三时，我转学到长江边的金山中学。就在那里，我认识了阿伟。
阿伟是我的同桌，不知不觉中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恋阿伟，除了学习，我什么都听阿伟指挥。他常常骑车带我去长江边听轮船的鸣笛声，去水中游泳，去小溪里抓鱼摸虾。那些日子，成了我一生中最甜蜜的回忆。
那时我暗暗发誓：我一定要嫁给阿伟，要和他生一个跟阿伟一样帅的儿子。但我的外表是男性，我只能把爱埋在心底。如果我向他表白，他不认为我变态才怪呢。
后来，阿伟大学毕业了，与他父亲单位领导的女儿成了亲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，再次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孤独无助。
在度过无数不眠之夜后，我终于又回到了“无爱”的生活中了。虽然不再“为情所困”，但所面对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原来的光彩和活力。上班、下班，我机械地在家和工厂间行走、生活，无悲无喜，无欲无求。
在做了变性手术后，我身后也有不少追求者，也爱上过一些男孩子。但他们那时都不知情。每当我把真相告诉他们后，他们都选择了离开。我知道，真正的爱情是精神与肉体的融合，而我，只能给予他们精神之爱，有谁愿意一辈子过没有性爱的生活呢？所以，我并不怪他们。
在上海时，我曾在一家舞厅跳舞时认识了上海某剧团的小生演员阿伦。那时正是我最美丽的时候，在阿伦火热般的追求下，我也犹豫过，也想告诉他实情，但终究，我选择了逃避。
后来，在做第二次手术前，我已是囊空如洗，连动手术的钱都拿不出来。这时，我想到了阿伦。
顶着凛冽的寒风，我又来到了上海。阿伦的电话打通了，但复杂的心情使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此时的阿伦已下海经商，腰缠百万，还会理会我这个流浪的“女子”吗？但阿伦听出是我，立马就赶了过来。
当晚，我把一切向他和盘托出。阿伦听了目瞪口呆，怎么也不敢相信他曾经钟情的女孩原来是个男儿身。第二天，阿伦塞给我一笔可观的钱送我上了开往杭州的车。望着阿伦远去的背影，我发觉自己竟然“爱”上了他。
我知道，变性人是不能生孩子的，但那时想，结婚之后，我可以领养一个孩子，好好地教育他，但现在想来，这个愿望恐怕难以实现了，虽然现在唱歌演出收入还不错，但年纪一天天大起来，我还能唱几年呢？
打工谋生
第二次手术失败后，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进手术室，也不敢回家，于是我决定留在杭州，把自己隐藏起来，舔平伤口，希望能忘掉所有的旧痛。
在很长的日子里，没有人怀疑我的性别，也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，我只是默默地打工，服务员、营业员、公关小姐……我的职业角色不断地变换着，但在内心深处，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变性人。在闲暇时，我会看看书，唱唱歌，也会读读有关变性的报道，但那一切已离我很远，我惟有送上真诚的祝福。
后来，我想，这样打工也不是个办法，漂泊已久，我多么希望能过上安稳的生活，自己开个迪厅，或者旅馆之类的，但做服务员的收入太低了，虽然比起其他变性人，我是很自信、乐观的，但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我内心的恐慌越来越强烈，感到未来是那样地渺茫。所以，我决定去唱歌。在做手术住院的时候，我就经常唱歌给病友们听，他们都夸我唱得好呢。但文化部门是不允许变性人从事娱乐行业的，我只好偷偷地演出。很多次，我差点被公安部门抓走。去年“严打”时，我在金华演出，刚从舞台上下来，经纪人就匆匆地把我拉到一旁，说公安局和文化局的人已经到了楼下，守在一楼的电梯口。我一下子变得六神无主，幸好经纪人沉着冷静，带我从楼梯走下去，通过二楼的窗户逃走了。唉，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准我们演出，因为在人们的眼中，变性人演出和跳“艳舞”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也承认，我之所以能够被请去演出，当然与我的身份有关。但我们这样的人，不这样做，又有什么出路呢？在这个社会，变性人只是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部落，一个被人遗忘的部落，所碰到的目光，也是从有色眼镜里放射出来的。
相对而言，年轻人对我还是很欢迎的。在演出中，也有不少美好的经历。今年4月1日晚，我到浙江世界贸易中心内的一个迪厅里演出。主题是“白雪公主要出嫁”。我呢，最后一个出场，扮演“白雪公主”。这是个反串角色，也就是说通常由男的扮演女的。当初，主办者并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以为我是个男的。到上台前才知道我是个变性人，他们有点害怕和担心，说另外找人算了。我向他们保证会没事的。因为我相信自己，当然，还与那较高的报酬有关。我上台后，很快就激起了观众的情绪。表演完之后，我播出了自己的关于变性的录像。观众看了录像后，都惊呆了。原来他们都以为我是个纯粹的反串角色，是个男的。过了好久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欢迎你加入女性世界！”紧接着，全场都热烈起来，大声叫喊着我的名字。那一刻，我真是激动啊。
状告整形医院
原来以为我这一生就会这样默默无闻地度过，然而命运似乎不愿意我从此销声匿迹，手术七年后，我站到了舆论面前。
1999年的一天，我在报上发现一则消息：一位来自湖北的小伙子明天将要在杭州某医院做变性手术。这则消息深深地撼动了我沉默已久的心弦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与我同工同曲的灵魂。
也许同是天涯边缘人，我和他一见如故，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，也通过他认识了一些新闻界的朋友。在这些朋友的鼓励下，我决定突破内心的樊篱，将自己的过去告诉人们。我还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：状告当年为我做变性手术的医院。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得知我的遭遇后，委托姚燕倩律师为我打这场官司。
2001年3月29日，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，但没有当庭判决。
我打这场官司的目的，既是为了给自己讨一个说法，得到赔偿，也希望通过这个案子来引起社会对变性人的关注。据我所知，变性人与为其做变性手术的医院之间的纠纷并不少见，但诉诸法庭、对簿公堂的事对我还是头一回。我收到了不少易性病患者的来信和电话。前不久，有关部门也着手起草制定有关变性手术的条例。看到这一切，我感到无比欣慰，信心也与日倍增。
我们蝶变女人都是历经艰辛才变女人，一定要好好享受做女人的乐趄和快乐，做漂亮女人很开心幸福。。
人生的精彩有甜有苦，自己的精彩才是个人精彩快乐